当前，我国要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对知华、专业合格的各国高素质人才都有很大的需求。来华留学生人才不仅有熟悉本国情况的优势，而且由于政治、法律、文化等因素，在有些场合和环境下发挥的作用是我国自己的人才所不可替代的。同时，来华留学生仍然发挥着文化交流和友谊使者的传统作用，是民心相通的重要渠道。今天，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支持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要适应国家发展大势及党和国家发展大局，使命和责任更加重大。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当继续大力发展，相信社会各界在这一点上很易达成共识。
因此，社会关切的并不是“要不要培养来华留学生”，而是“培养怎样的来华留学生”和“怎样培养来华留学生”。当然，舆论中有些声音存在误解和错误倾向，必须予以澄清和反对。
其一，认为我国要向某些西方国家学习在各国培养利益代言人甚至代理人的做法，以维护我国的海外利益。这种思维严重背离了我国的外交理念和历史文化传统，陷入了西方话语窠臼之中，不仅不能发挥我国的道义和理念优势，反而会造成各国对我国的疑虑，损害我国的对外关系和海外利益。
其二，认为我国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水平要高，招收这些国家的留学生纯属对外援助，对我国发展并无助益。我国要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必须要向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学习，将中国的经验和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来华留学生正是学习、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眼光只盯着发达国家，奉发达国家的实践和经验为圭臬，就只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亦步亦趋，而不可能承担起创新推动世界治理体系变革的重任。
其三，认为有些来华留学生出现学业问题、行为问题是因为懒惰等品行原因，甚至扩大化到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攻击。来华留学生的教育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在华学习还要面临文化适应和教育衔接的问题，出现矛盾冲突和学业困难是难免的，这也是国际学生在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发达国家往往以标准化考试为筛选，以预科教育为衔接，以专门的入学教育、教学辅导、生活服务和社会支持为保障，积极协助国际学生完成过渡适应过程。相比之下，我国这方面的工作刚刚起步，问题难免会有。来华留学生要达到基本的学业合格要求，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时，对来华留学生也不能简单地以中国学生的等同标准来评价，更不能将必要的支持和辅助视为“超国民待遇”。我国教育向来坚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优良传统，也应当推己及人，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发扬光大。
当然，结合来华留学生教育趋势，一些地方和高校在工作思路上可以做得更好。
一些高校和地方需要理性认识国际化水平。国际化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重要趋势，也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毋庸讳言，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是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与此同时，部分高校出现了过度强调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倾向，个别高校甚至作为绩效考核指标下达给基层单位。在来华留学生生源总体短缺压力之下，降低入学标准、学业水平甚至品行要求的情况就不可避免了。有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也应避免类似倾向，避免单纯以规模指标来考核高校的国际化水平。
部分高校应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能力。2017年，我国有935所高校招收来华留学生，约占全国高等学校总数的1/3，近几年增长都达到了每年几十所的速度。但同时，一些高校的来华留学生数量少，无法形成规模效应，管理服务效益低、效果差。有些高校仅限于安排几位外语熟练的教师和工作人员，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不成体系，特别是专门人才缺乏，结果就是作用难以发挥。
政府要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的统筹能力。从世界发展趋势看，英国文化协会（BC）、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澳大利亚国际教育机构（AEI）、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等都是国家级国际学生教育组织的代表，以政府背景或者和政府密切合作支持本国高校的海外招生和发展。与之对应，来华留学生教育要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必须由政府进行整体统筹，积极引导高校发挥办学特色和优势，支持和配合国家战略。例如，要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培养沿线国家人才，仅靠高校自发地面向广阔的沿线区域开展招生，或者面向数量众多的“走出去”企业开展合作，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必须要由政府来统筹。
来华留学生教育社会化支持体系有待提升。与发达国家发展趋势对比，我国高校对来华留学生基本上是全面负责的状态，承担着大量超出教育范围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在外国人社会化管理服务能力薄弱的地方，这个问题表现得更加显著。一方面，高校不得不直接向来华留学生提供金融、住房、医疗、法律事务等协助和服务，工作负担沉重，效果和效率还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某些政府部门以管理要求的形式将职责转嫁给没有执法权的高校，造成了高校工作的难题。这也是高校师生和社会反映的“保姆式优待”“包庇纵容”等问题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
少数高校要避免经济利益驱动并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念。有些发达国家将国际学生教育作为产业来发展，成为国家和高校的重要经济来源，其中以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为典型代表。这种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理念在国内外都颇有市场，然而实践证明，这种做法过度强调教育的商品性而忽略了公益性，不仅在跨国教育监管困难的情况下催生了无视质量、滥发文凭等问题，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教育产生了冲击，已经在国际上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反思。无论从理念还是现实考虑，我国从未将经济收益作为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动力和目标，而是坚持立足于国家和世界发展的长远利益，重视发挥其外交、教育、社会和文化意义。但是，现实中少数高校仍然存在错误认识，将来华留学生教育作为创收渠道，在经济利益驱动下造成了盲目扩张、管理松弛、质量低劣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推动来华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内涵发展正在逐步成为各级政府和高校的共识。教育主管部门也正在针对当前舆论关注的大多数问题，采取了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但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转型需要较长的过程，需要社会各界更多地关注、参与和支持。回忆起党中央在来华留学生教育初期即确定的工作方针：“学习上严格要求，认真帮助；政治上积极影响，不强加于人；生活上适当照顾，严肃管理。”这代表了来华留学生教育的优良传统，时至今日仍然闪耀着智慧光芒，对认识与解决当前的问题和挑战仍有很好的指导意义。